《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本书为他赢得广泛的注意，他的世界性声誉就是由此奠定的。他在这本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应该强调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能是人设计的结果。这一论点是从休漠、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历史学派那里继承过来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由此出发，哈耶克认为，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利，相反，它应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的特点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认同。
这部著作从问世直到今天，一直在学术界中存有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本书本身的内在悖论。我们知道，哈耶克这本书的观点来源于关于市场和其它非主观设计的制度所具有的“自发秩序”的特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他不可避免地陷于社会进化和团体选择的争端之中。他对选择机制特点的论述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不总是清楚的。这些论点的非理性特征与其高度理性的几近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所存在的这种缺陷，日后也为作者本人意识到，他在后来出版的《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三部曲中，多处涉及这个难题，试图将古典自由主义与“进代”的主题结合起来。至于这一尝试成功与否，尚有待评说，但哈耶克及其著作无疑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政治思想领域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以1949至1954年为跨度，在英、法“后帝国的”衰退的背景之下，以中英、中法关系中的经济与商务因素为着眼点，介绍新成立初期政府当局对在华大企业的政策与处置。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以近代中国绅士资本家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四家官督商办企业为主线，大量使用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可靠资料，详细阐述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诸问题，并将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背景、阶级结构、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入手，从当时的衣冠服饰、饮食习俗、城市宫苑与园宅、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娱乐等方面论述了各阶层社会及其世俗生活。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敲鞋子的苏联领导人，事实上，他也是20世纪最复杂、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谴责斯大林，释放数以百万计受害者，并为他们平反昭雪。他努力减缓冷战紧张气氛的笨拙尝试引发了柏林与古巴两次危机。作为斯大林之后头十年的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给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打上了其自身矛盾的深刻印记。此外，他的一生和从政经历为我们勾勒了苏联时代的整体画卷：革命、内战、饥荒、集体化、工业化、恐怖政治、世界大战、冷战、斯大林时代、后斯大林时代。
作为关于赫鲁晓夫的第一部全面而综合的传记，苏联解体后第一位领导人回忆的全面资料，这部著作将赫鲁晓夫个人的成功和悲剧与其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了一起。
这部著作的资料来源于俄罗斯与乌克兰新近披露的档案材料、作者在赫鲁晓夫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所进行的采访。此外还有与赫鲁晓夫家人、朋友、同事、下属以及和他斗争过的外交家的广泛访谈。威廉·陶伯曼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加上入木三分的政治与心理分析，使之充满了喜怒哀乐，印证了一个时代重要人物的成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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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本书为他赢得广泛的注意，他的世界性声誉就是由此奠定的。他在这本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应该强调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能是人设计的结果。这一论点是从休漠、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历史学派那里继承过来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由此出发，哈耶克认为，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利，相反，它应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的特点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认同。
这部著作从问世直到今天，一直在学术界中存有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本书本身的内在悖论。我们知道，哈耶克这本书的观点来源于关于市场和其它非主观设计的制度所具有的“自发秩序”的特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他不可避免地陷于社会进化和团体选择的争端之中。他对选择机制特点的论述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不总是清楚的。这些论点的非理性特征与其高度理性的几近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所存在的这种缺陷，日后也为作者本人意识到，他在后来出版的《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三部曲中，多处涉及这个难题，试图将古典自由主义与“进代”的主题结合起来。至于这一尝试成功与否，尚有待评说，但哈耶克及其著作无疑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政治思想领域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